近日，“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5月20日。

本次展览展出藏家刘雍收藏的108件佛像。汉传佛教造像的收藏是民间收藏的一个热点。收藏者刘雍对金铜造像而情有独钟，并有独到的收藏和研究心得，论著《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集锦》一书首开汉传佛像金铜造像单独研究之风。

历史上，在印度，佛教和当时其他教派一样，反对偶像崇拜。但后来在耆那教和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也开始以造像来教化大众。从印度出土的实物看，那时的造像有两个显著特点：形象多为体魄强健的伟丈夫形态；造像的题款多为“菩萨”，而非“佛陀”。

差不多同时，佛像也随着传教者进入了中国。初传汉地的佛教造像与金、铜有缘，《后汉书》卷十八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佛像焉”。据说，明帝敕建的洛阳白马寺曾供奉过一尊成人拇指大小的金铜佛，就是根据明帝梦中金人模样制作的佛像。

长江三峡出土的东汉延光四年（125年）铭青铜摇钱树残件上，铸有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的佛像，是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青铜佛像。

从东汉到两晋时期，无论青铜还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与神兽、神人并列于同一器物上。但随着后来《僧祗戒心》等佛教仪轨的弘传，单体佛造像开始出现。目前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佛像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款铜鎏金坐佛造像。

形式为内容服务，佛教传布过程中教义的变化导致造像的变化。佛教在被华夏文明滋养后，其造像也与古印度的大相径庭。唐代是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唐的佛像气度不凡，面相丰满而圆润，佛像头部皆饰螺发，头部高昂，展现了既沉静又温和，既有出世神韵、又有入世情怀的面貌。

到了宋代，造像完全呈现出中国面貌，布袋和尚（弥勒）、泗洲大圣（观音）、女相观音、罗汉等，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人并无二样。辽金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汉地造像的影响，但因地域文化的影响，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鼓起，与南方造像注重内省、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明显区别。

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造像在官方和民间各有自己的特色。官方因统治疆域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传佛教造像；民间则流行汉传佛教，依照宋代的样式造像，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大不如宋代，造像仅仅是膜拜的对象，并不刻意追求艺术水平。

东汉摇钱树干青铜饰佛（东汉）

此尊应为置于摇钱树树干的圆雕佛坐像，高肉髻，身着通肩袈裟，衣领下垂，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握衣角，传承了犍陀罗遗风。主干一侧残，另一侧有透雕摇钱树叶。摇钱树是汉代神仙思想的物象反映，而在东汉中期以后，少数摇钱树干上西王母与佛像共存的“仙佛模式”，反映了佛教初入中国的基本面貌，也可能是由西王母崇拜向佛像崇拜转变的中间环节。

十六国鎏金佛立像（东晋十六国）

造像为背屏式，磨光肉髻高大，广额，高眉骨，两眼深陷，高鼻，嘴呈半启状，嘴角上扬，呈胡人像。身着犍陀罗式通肩佛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所持法物可能是常见的净瓶。整体风格受到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

北齐鎏金一铺三尊立像（北朝）

此尊造像从特征看，属于典型的河北地区风格。北齐时的造像实可谓隋代的先驱，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渐成立体的表形法。其身躯渐圆，衣褶则仍保持前期遗风。

大理国不空罥索观音坐像（宋）

不空罥索为观世音菩萨诸多化现形象之一，即见解脱观音像。大理国造像风格独特，但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至深，仍属汉传佛教造像系统。（文图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来源：2018年4月10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