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任继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王伟光

今年是任继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任先生百年诞辰有深刻的意义。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纪念任先生百年诞辰，最根本的是学习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建者

1959年毛泽东主席曾经接见任继愈先生，就中国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问题与任先生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可以说对中国哲学、宗教学研究界具有深远影响。任继愈先生曾经根据这次谈话写过回忆文章，但对谈话内容的叙述并不详细[i]。近日任重、任远整理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将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先生的谈话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关于哲学问题；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ii]。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高度肯定了任先生在宗教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他说“你写的全部文章我都看过了”，“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毛泽东主席说任继愈先生“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这是毛主席对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进行的肯定。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iii]这段话中对任继愈先生的佛学研究进行了高度肯定。1964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再次提到很欣赏任继愈先生关于佛学研究的文章。

在此之后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是第一任所长。从筹建到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主要是做聚集和培养人才、系统了解和掌握宗教动态几项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开创性的理论研究。研究所下设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首先进行了各国宗教概况的调查，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世界宗教动态》。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世界宗教的学术机构，197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当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任先生从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至1987年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并兼任世界宗教所名誉所长，前后一共45年。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发展离不开任先生。任先生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奠基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建人。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学术研究

任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和贡献可以从四个方面高度概括：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任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0年代任先生主编了至今影响很大的四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史》，近年来仍然在出版，并且是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文革中期，任先生接到任务，要求集中几个人编一本新的《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任先生带领几位科研人员编写了《中国哲学史简编》（1973年10月编完），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该书尽力做到了尊重史实。尽管这几部教科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是任先生自己却对这几部书有不满意之处，于是在1980年代主编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发展史》是一部优秀的哲学史家著作，自出版后，学术界评价良好，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任先生曾在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在北大执教。我曾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北大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教科书。我作为学生，至少读了六遍这本书。我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就是依靠任先生的书来进行的。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梳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道路。我记得任先生有一句话：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问题的学问是假学问。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实践了他的治学观点。

第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础。任先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他的观点是，国家要研究宗教，是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参与国际交流和构建新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大事；信徒可以研究宗教，但承担不起此重任。研究宗教讲无神论，避免先入为主、人为造成局限，使研究丧失科学性。学者和信徒的研究，如果要比喻一下，那就是：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脚的一个部分。为此，他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宗教，才能做到比较科学，既不走样，也不迷信，既不完全肯定宗教，也不会轻率地对之加以否定。我觉得这是他研究世界宗教，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最为核心的理念。任先生虽然是宗教学者，但是他不信教，他提倡无神论。1956年任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生和我党的理论事业、和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密不可分。

任先生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的弟子，他的佛教研究继承了上一代学者的学术传统，同时又有自己的开创性思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佛教，是对上一代学者学术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主席在与任先生的谈话中以及在其他场合，曾多次赞扬过任先生所著的佛学研究文章。1962年，任继愈先生将自己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研究的7篇论文（其中包括与汤用彤先生合写的一篇）结集出版，题为《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三联书店，1963年10月出版）。这7篇文章的题目是：《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与汤用彤合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略论》《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作为前一篇的附录）、《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得到了国际佛教研究界的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与国外学术界互相交流的长期机制。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任先生是著名的图书馆学者。其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期间，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古籍整理、孤本、善本的开发和利用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任继愈先生在古籍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作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亟需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通过整理加以保护。后经批准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任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用其他各种现存的大藏经进行比照，编成《中华大藏经·上编》107卷，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历时10余年，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些都离不开任先生的努力。《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整理佛教文献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国学术界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套书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被列入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的国礼之一。国际佛学界对《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家。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他的书都对我们后辈起到了非常深的教育作用。任继愈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开设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等课程。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于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我虽然没有接受到任先生的直接指导，但是任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领域的研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究，他的学术思想至今都还在影响着我，也影响着学界。他是著名的、广泛受到学者和年轻人拥戴的、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大师。

今天我们纪念任继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一方面深切缅怀任先生，另一方面也希望世界宗教研究所能够继续坚持任先生所坚持的正确立场和观点，继续坚持任先生做学问的宗旨，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   

（编辑：李文彬）